二郎灘“曉諭碑”中的赤水河鹽運信息

文章來源:貴州文化遺產 發布時間:2020年04月27日 10:53:52 打印本頁 關閉 【字體:

  2018年5月初,參與首批51個傳統村落保護和展示利用項目評估之際,在古藺縣二郎鎮鄉賢朱瑞生先生指引下,得見1通反映赤水河鹽運的碑記。因時間關系未能細讀,僅拍攝了照片。后鄒怡情問及該碑情況,竟一時語噻,只得趕緊補課。通過朱瑞生先生的談話錄音和所拍照片進行整理時發覺,由于碑下部一部分埋于土中,不能完整識讀。慶幸的是,在查詢“四川通省鹽茶分巡成綿兼管水利道林儁”的信息時,意外獲得署名小橋的“古藺乾隆年間二郎古鹽茶告示碑抄錄及其說明”一文,得知他們是2018年9月8日拓的片,9月15日發的博文,天佑我也。

  該碑無座,碑身左右有夾柱,上置四阿頂碑帽。碑身看面尺寸高2.08 米,寬1.08米,四周剔地浮雕卷草紋。碑文豎向楷書陰刻,正文凡8行,滿行 60字。初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三月十三日,道光六年(1826 年)九月,玉貴號、豐盛號、成玉號、成金號、玉金號、世昌號、玉森號、大有號等捐建重立。

曉諭碑

  碑文提供了赤水河鹽運的重要信息。

  一是運銷線路。元代至順(1330- 1332年)時期,川鹽開始行銷貴州。明切以馬易鹽,既不經常,且數量不大。至清雍正七年(1729年),川陜總督黃廷桂、四川巡撫憲德奏行計口授鹽之法,即根據全省人口,確定銷額,再按行鹽路線,確定對口供應。九年(1731年)將此行鹽制度推行于貴州、云南、湖北、湖南等食川鹽的州縣。這項川鹽專商引岸制度維系了百余年。(四川省志鹽業志)“川省引鹽有例行黔省之貴陽安順平越都勻思南石阡大定威寧并改隷黔省之遵義等處發賣者”。

  雍正時期川商只能運到川運口岸,由黔滇兩省的商人購買后運銷各地,自此黔滇邊岸即成川鹽的傳統銷區。川鹽運往黔滇兩省,多為水引,配鹽以犍為、富榮為最。

  碑文反映,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時,“敘永正收行永寧邊鹽”轉運貴州,鹽商“于黔界毗連二郎□分店起貯”,并在土城納稅。說明其運銷路線是從永寧走雙橋子、天池、三門橋、天星橋后在大同場下船,經由赤水河過土城于二郎灘起貯。查遵義府知府四十七(滿洲人)所撰《開赤水河道說》記載,乾隆十年(1745年),因“滇黔銅鉛,每歲由陸路轉輸,節節皆崇山峻嶺,鳥路羊腸,駝載艱難,腳費浩大。且黔省不產鹽,需從川肩挑背負運至猿猴轉販。議赤水河道疏鑿開通,使入京之銅鉛、客商之鹽貨俱由水運。上可節省國帑,下亦利濟民生”。貴州總督張廣泗具疏,經部議準,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初一日至次年閏三月初一日,對赤水河道進行疏鑿。卻因“河道初開,商船畏縮不前。官為試運,節省無多”。貴州巡撫鈕祜祿·愛必達委派遵義知府四十七(滿洲人)率畢節知縣凌均前往勘驗后,提出“極險之處須行盤運,次險及不險之地,仍用舟載”的方法,其中順水之運鉛船和上水之載鹽船,于新龍灘至二郎灘一段極險之處,均采用陸運,計程三十里。而“漁塘河至新龍灘三百余里河寬水平,舟行無礙”據統計,乾隆十一年(1746 年)至十四年(1749年)三月底,共順水 “運鉛三百四十七萬斤”,按每艘鰍船“載鉛一千余斤”,合用鰍船3470艘。上述與碑文記載二郎灘起旱剝運到新龍灘下船,“仍由水運赴黔,歷今三十余年,商民交便”,時間上契合。同時證明,直到清道光年間,川鹽行黔過程中,“永安”和“仁岸”的運銷線路都充分利用了赤水河的航運之便。經朱瑞生先生介紹得知,從二郎灘起旱剝運到新龍灘下船的路線是,經惠川槽坊、石墳杠、黃金壩,以上現在均為郎酒廠區,再經橋溝、雞公嶺、涼水井、塘頭、火燒巖后至蜈蚣巖渡河到貴州的沙千、馬桑坪后起貯。

  一是稅課。從《四川通志》卷十四鹽法志記載看,初“富順彭水云陽潼川射洪中江蓬溪樂至犍為榮縣資州內江等州縣分行各府州屬沿邊州縣轉運各土司及云貴各府州屬共原額水引六千六百九十七張共征稅銀二萬二千八百零三兩二錢八分五厘共原額陸引一千一百五十六張共征稅銀三百一十四兩八錢九分四厘四毫以上原額水陸引稅共銀二萬三千一百一十八兩一錢七分九厘四毫”。再從咸豐《敘永直隸廳志》和光緒《續修敘永廳縣合志》記載看,清光緒前鹽法定例,永邊岸直隸敘永廳“每年行黔邊引一千九百零八張,系犍為縣邊商由五通廠采配,運永住店。由永寧縣截換引紙,轉運黔省銷售。每引一張,載鹽五十包。以鹽二千斤作馬鹽十駝,征過道稅銀二兩一錢;以一千五百斤作牛鹽十駝,征過道稅銀一兩三錢;以二千五百斤作引鹽,征落地稅銀一兩四錢。共合征銀四兩八錢。每年約行一千一二百張、八九百張不等”。而永寧縣“每年行黔邊引一千九百零八張,邊陸引八十三張。在永截換引紙,轉運黔省銷售。其引課系由犍為征收,批解在永掣收引張、引根匯繳”。而該碑即因鹽商行鹽中“籍差逃查詐稱漏稅”,甚至“私行發賣”被舉報,四川通省鹽茶分巡成綿兼管水利道林儁,為“嚴行申禁,以杜敝端,以防透漏事”而立,并明確邊鹽雖運經敘永廳所轄地方,但“納稅自在土城”。這在光緒《增修仁懷直隸廳志》記載中得到印證,土城確系仁懷直隸廳4處征收關稅的場所之一,每年征收的關稅為“三千四百七十八兩八錢七分”,包括書巡、飯食、燈油、紙筆等開支,“遇潤加征銀一百二十九兩七錢六分”。為逃避稅課,也確有“販商作弊,以重報輕”而偷逃關稅之事。林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因功特調四川通省鹽茶分巡成綿兼管水利道,駐成都。在任 18年,經理鹽茶,商民感戴最深。

  一是鹽商。收錄在與獨山莫友芝并稱 “西南巨儒”的鄭珍《巢經巢詩抄》前集卷六里“吳公嶺”,有一句黔人耳熟能詳的詩句“蜀鹽走貴州,秦商聚茅臺”。

  從明以來,陜西商人就形成了以涇陽、三原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為勢利范圍,輸茶于隴青、販鹽于川黔、鬻布于蘇湖、銷煙于江浙,名震全國,以財雄勢宏被尊為“西秦大賈”或“關陜商人”,曾長期名列我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前茅。隨著黃廷桂川鹽專商引岸制度的推行,鹽運所經,大批陜西鹽商立足四川,匯聚貴州。從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自流井釜溪河邊龍鳳山下修建西秦會館開始,相繼在畢節、大定瓢兒井、仁懷廳、茅臺等鹽道必經之地地修建了為數眾多的陜西會館。據民國《敘永縣志》記載,直至清光緒初四川總督丁寶楨整理鹽政改官運商銷后,在“永岸”所定岸商十三家中,“盡陜、黔人充之,陜人充商者六家,黔人充商者七家,各設字號于東街”。以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十四年(1749 年)三月底共用3470艘鰍船運送京鉛,并按等量鰍船上水載鹽的話,以“每艘可載九千六百斤”鹽計,共合33659000斤鹽。正如鄭珍詩中所言,“三代井法廢,大利歸賈魁”。從碑文反映的情況看,到清道光六年(1826年),陜西鹽商在二郎灘設立的商號仍有玉貴號、豐盛號、成玉號、成金號、玉金號、世昌號、玉森號、大有號8家。而這“八大鹽號”,連二郎鎮健在的90歲老人都不知道,僅對晚清的德謙裕號、德華龍號、天益號、千秋號以及興隆灘的集大成鹽號有印象。經朱瑞生先生介紹得知,在該碑周圍有20幾座陜西人的墳墓,其中一座還是他的外祖父耿仕選的墓?,F當地仍居住有不少祖籍陜西富平、三元里、涇陽的耿、秦、惠及童姓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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